人们常说，人的一生经历中最幸福的阶段是青春的年华；能够留住青春的人，无论他生命路程上有多少坎坷，光明与幸福始终伴随着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就学的这段风华正茂的岁月，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今我们已迈入了人生的夕阳时光，但那段经历留在了记忆的深井里，当我们那么多老学友忆起那段学习的生活，它仍好似一朵盛开的鲜花那样，有着诱人的芳香。
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青春梦想随着40年代末，人民战争的胜利相伴而来、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一起成长。其中一批参加过战争的年轻干部和众多的工农子弟，与全国青年学生一道，迎着欢庆共和国诞生的礼花走上了大学的课堂。我从山东鲁中南地区一地委文工团进入济南华东大学艺术系，后并入山东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专业，毕业于1952年，任华东艺术专科新浪体育助教，后不久即被派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进修。
中央美术学院是培养艺术家的摇篮。在这里集聚了当代美术界的精英、优秀的专家、教授，他们为我国美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作为二十世纪50年代的一名学生，以无比深切的感恩之情，怀念我们在校尉营8号度过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
天安门
1953年8月我来到首都北京。那时的北京街道仍然保存了历史的原貌，这时的北京人兴高采烈之情，为新生共和国诞生的喜庆欢呼，似乎与高扬的五星红旗在空中荡漾。首都北京处处使我们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中央美院里同学间、老师、领导之间都是同志式的相处和亲情般的互相关爱，共同的一个目标—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然而国内外人民的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暗藏的残余的破坏分子伺机活动，与外部势力勾结，妄图颠覆新生的共和国。那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党组织和保卫部门经常接到国家安全部门的指令，配合公安机关、协查敌特进行破坏的案件。东城校尉营8号美术学院住地，处在市中心繁华闹市区，隔壁就是老的东安市场。有一次我受命于跟踪一个被怀疑是敌特分子的人，从早上这个人来到东华门大街一个小饭馆里与三个人相聚，谈话，到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羊肉馆”，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保持与这伙人的距离，记下他们所有谈话的内容，然后通过院保卫科向上作了汇报。后来听说，此伙人的活动与敌特在“五一”、和“十一”庆典活动时搞爆炸的阴谋有关。
建国初期的几年里，每年“五一”、“十一”都组织盛大的游行活动。各高校在节日前的一个月里都作准备，甚至搞几次实地预演彩排活动。大概中央美术学院每次活动我都被领导安排协助作保卫工作。我记得1953年“十一”大游行期间，在进行群众游行阶段的开始，我们这些选出来的民兵在天安门前的广场南北两面的路边站岗，我被安排背朝天安门，面朝南对着游行队伍。可是我是多么想看看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周总理和众多中央首长呀！直到游行结束时，少先队员举着鲜花涌向天安门城楼前的那一时刻，我才能转过身来和大家一起向毛主席致敬。
1954年6月3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3周年，在中山公园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中央美院的部分党员代表出席了这个晚会。那天晚上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到达会场，先在入口处的两侧，负责中央首长到来的通道畅通。这一次我在毛泽东主席和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以及中央首长路过这里和到达会场的期间，仔细地近距离与历年我们尊敬与崇拜的领袖见了面。进入会场后，正好我被指令坐在了毛泽东主席、胡志明主席的座位对面，他们面对小舞台，我面对的是两位领袖，演出开始前，正好毛主席给胡主席点烟，开玩笑，而我们坐在地下的学生们也跟着大笑起来。过了一会毛主席对着我一面笑，一面问我：“小鬼，你是哪个新浪体育的？”我立即回答：“中央美术学院，学画的”，他随即应声说：“那好呀！好好学。”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他那慈祥、伟大的形象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吴作人
1953年8月我和刘典章一起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进修。首先，我们到教务处报到，接待我们的正是教务科长王育中先生和吴作人教务长。吴先生说话非常文雅，声音很低、但也非常亲切，令来人毫无惧怕的感觉。吴先生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决定让我们插入绘画系三年级，跟班进修。我在他任教的甲班，直接在他的指导下学习。
吴作人先生担任这个班的素描和油画课教学，老师每天都来教室上课，走到每个学生画架旁，给班上每个学生具体指导和讲解。在素描教学中吴先生强调理解、认识对象的重要性。我至今还记得他教导我们时说：“理解和认识人物身体的结构、特征，是画好素描的关键。”至今我还记得他的一句名言：“素描应从看不见的东西开始、到看见的东西结束。”这对于克服那种习惯照相式地临摹人物表面现象的素描方法，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吴作人先生油画功底十分丰厚、对油画色彩细微的把握，和高超的造型的能力令人钦佩。我们班有个同学叫穆宏，他是一名回族学生，头戴小白帽，有一天吴先生高兴了，要为他画肖像。我们和穆宏同学一起走进离美院不远的吴先生的住处，院内有一间十多平米带小天窗的画室，吴先生在这里开始画肖像；他从画板上调了简单的几种颜色，开始在小画布上画起来，很快涂满了整个画面，穆宏的五官已经显露了出来，大家异口同声地喊起来：“很像！。”用了半天的时间画完以后，吴作人先生把此作品送给穆宏同学，全班同学十分羡慕！
1954年 的春天，新浪体育组织全校同学开车到郊外组织春游活动，我借故没有参加，就留在了教室里，用吴先生画穆宏同学的方法，对着镜子开始画自画像，我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画完了这幅画。第二天吴作人先生来到班里上课时，看到我画的那幅自画像，他用手拿起它，惊奇地面对全班问道：“这是谁画的？”当他知道是我画的时，他赞扬我对油画色彩学习的认真态度，和正确的追求方向。这一次吴先生的鼓励成为我立志学习油画艺术的动力。
王式廓
1954年我插班学习的绘画系甲班毕业后， 9月开学后我转到新组建的绘画研究班进修。主持干部绘画研究班的主讲教授是著名油画家王式廓先生。
我们进修班上共有16位来自全国的年轻美术工作者，其中有谷文达、王邦彦、李梓盛等一批解放区来的干部。大家共同认为来中央美院的机会宝贵，抓紧时间提高自己的理论与绘画水平。除了白天上素描课以外，新浪体育还安排每周有几个晚上模特到班上来，画灯光肖像。王式廓先生每次来班上课都是非常认真地讲解和指导。无论在素描和油画课上他都要求严格，反对不求深解的学习态度。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班里有位同学素描课的作业，总是完成的比较快，大家都认为效果很好，但他的这种作业出乎意料之外的非但得不到王先生的肯定，反而受到他的批评。他反复地强调，素描习作的目的是研究人物的结构和塑造表现的艺术规律，而不是仅仅模仿对象、更不是玩弄线条的游戏。王式廓教授的艺术主张和他那山东大汉的长相一样，主张艺术的大气，厚重和自然，反对那种表面的修饰，而缺乏内在的东西。
1953年十一国庆节的夜晚，天安门灯光辉煌，几十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参加节日的狂欢。正巧这天晚上我带着油画箱走到天安门前的广场上，爬上前门一处的红墙高处，支起画架，开始画写生。这时发现前面有一堆人围着看热闹，走进一看，正是王式廓教授在画《节日的天安门》一幅小油画。王先生看我也来写生非常高兴，他说：“这节日的色彩如此热烈、丰富和多彩，多么激动人心呀！这种场面的出现作为一个油画家，我等了几十年了……”
1955年5月王式廓老师带领我们班来到北京郊区的农村实习。有一天我正在画速写，王先生来到我身旁，他喊我立即停下手，他说：“接到中央美院的通知，要你立即回学院到人事处报到。”此时的我立即意识到将有新的任务交给我，似乎如战争年代服从命令时一样，不需要问为什么。我立即到自己的住处收拾行装，当天回到了美术学院。第二天上午我前去U字楼下院长办公室旁边人事处报到。走进人事处看到院党委的领导都在那里开会，场面十分严肃。一进门叫我坐下，大家向我提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学习专业的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此时的我感觉到大家对于我回答的问题很满意。院党委负责人宣布说：“组织上决定，推荐你参加留学苏联的选拔考试，你要立即开始复习准备迎考！”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我实在不知如何描述此时此刻的心情，顿时觉得千斤重担压在了我的身上。因为在那个年代，新中国还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敌对的状态。出国留学只有国家派往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其它没有出国的可能。况且对于我这样来自山沟里的农民子弟，更是从未梦想过出国留洋。此时离全国的留学选拔考试时间不到三个月，时间之短，需要复习的课目之多。面对困难面前，只有立即分秒必争地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去了。那时每天都在十几个小时复习文化科目，文学、历史、政治、艺术理论方面的书一大堆，进行通读或重点读。晚上只有几个小时的睡眠，只要能坚持就连续复习。八月中旬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美术专业留学生的选拔考试。月底我即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成了此次美术专业选拔录取的三人之一。九月一日江丰院长亲自派车将冯真、张世椿和我三人送到西郊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文一年，于1956年8月赴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留学。
洪波
我不会忘记慈祥的教师洪波先生。
洪波先生个头不高，但走路时的脚步之快远远超过身长的人。平时言语不多的洪先生每次的讲话都很精到，从他那里一句废话不会听到。洪波先生担任绘画系甲班的创作课老师，1954年春，他带领绘画班为毕业创作来到河北省邯郸地区的农村深入生活。洪先生带领我们甲班住进了一个居山半腰的小村庄。那时农村正值推广互动组运动，即由个体农户自愿组成互助组，进行农业生产。洪老师非常详细的给全班讲解党在农村的政策，要求大家向农民宣传，要求每个学员为农民服务，参加劳动，了解农村生活。学生分散住在农民的家中。真正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印象最深的是身为学院党委书记的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他把学生安排好住处后，当晚他召集这个班的党员开会，成立临时党组织，会上大家一致推选我为党小组长。当我说到自己不能胜任，应有洪老师担任时，他说：“我在党组织里，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我服从党组织的监督。”在一个多月的实习期间每次开党小组会，洪波先生总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向党小组做汇报的发言，全面检讨自己的工作和实习中的问题。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实习圆满的结束。
60年代末期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中，洪波先生与美术学院的一大批德高望重的教授、专家受到迫害。1967年秋我因赴京参加对外展览的工作，住了一段时间，前去拜访洪先生，得知他“因被审查”好久未回家了，我立赶到美术学院，在操场上见到了正在被监督劳动的洪波、罗工柳等先生们。我以惊讶的口气说：“这不是胡闹吗！” 洪先生捂住耳朵说：“小声说话.”他的眼神示意不要让旁边监督的人听到。文革结束以后我又专程来北京到协和医院对过他的住处看望老师，这时经过文革风暴过后师生相见，畅述言语的即种温馨知情永远难忘。
